“上海，中国出现和享用留声机最早的城市。年代老电影常有这样温馨的场景：那些摩登家庭的成员聚在一起，非常享受地听着从留声机传出的美妙音乐或丝弦皮黄，脸上写满发自内心的惬意与欢愉。”当我以这样的开篇在上海社科联6楼大会议室作大会发言时，百余名代表中已有不少人投来疑惑不解的目光──难道这也算第三届“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上海”学术研讨会的论文？
不过，接下来我讲述的天津往事又很快引起全场关注：“谁能想象，近一个世纪前的天津，居然会有当时最为独特的留声机故事：1924年秋，天津裕元纱厂平民学校，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和农工部副部长，两位20多岁的共产党员，正在为工人们轻轻摇动留声机的上弦手柄，唱片发出的竟是孙中山先生那带有粤语口音的演讲。传播媒体的新奇在工友中不胫而走，以此为突破口加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力度与广度，很快，就以这批工人为基础，发展了共产党员，建立了基层支部。1925年5月，这台留声机又来到如今已成为雄安新区一部分的容城县，身兼国民党一大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党直隶省临时党部负责人的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将它摆放到白龙村小学和东牛村小学，为农民兄弟播放孙中山先生讲解《建国方略》的录音。时尚媒体入农家，革命道理唤农民，中共容城特别支部随即建立。这些历史细节中年轻的共产党人，正是五四运动中的骨干力量──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天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成立，正是佐证这一论述的典型案例。”
这次学术研讨会是2019年6月下旬在上海召开的，笔者能有机会在上海讲述天津的红色故事，只因研讨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上海”的主题之外，又增加了“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一议题。
之所以要写《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以天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中共天津地委的成立为例》这篇论文，除作为于方舟烈士后代应自觉讲述红色故事的责任使然，还因社会学专业课学习中，曾见美国社会学家鲁思·华莱士和英国社会学家艾莉森·沃尔夫在《当代社会理论》一书中有这样表述：“马克思的理论是强大的，他告诉人们怎样在社会中形成一个组织。但是，有的批评家质疑：一个阶级中的成员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共同的利益？他们希望集体行动的愿望有多大？阶级斗争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形成为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这样的质疑当为世纪之问了，早在1848年，一个半世纪之前，《共产党宣言》就曾开门见山地描述过这样的质疑与围剿，此后的诘难又何曾有过哪怕短促的停歇与减弱？
那么，中国共产党──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在社会中形成的一个组织，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共同的利益即共同的奋斗目标？他们希望集体行动的愿望即理想与信念有多大？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形成为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正是带着这样的思考，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时，笔者向前述研讨会提交了论文。没有想到，不仅有幸受邀参会，还作为16名大会交流者之一作了发言，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讲了三个天津故事。
首先是五四运动中受李大钊亲自指导的天津学联评议部部长张太雷和两个爱国进步团体的故事。1919年，风云激荡的年代。9月，就在“觉悟社”和“新生社”成立的当月，张太雷奉命赴京到李大钊身边工作；同时，为声援山东爱国斗争，天津两团体派员共赴北京。10月1日与七省市代表在新华门请愿时遭捕。是夜，觉悟社的郭隆真和新生社的王桐华共拘一室即“警厅女特别室”。关键时刻，周恩来率天津学生前往北京增援，于方舟镇守天津与之遥相呼应。13日《益世报》发布周恩来起草的《天津中等以上男女学校学生短期停课宣言》，罢课6天，声势强大，北京政府终于被迫释放了各地被捕代表。继而如《中国共产党天津历史（第一卷）》所述：“在觉悟社、新生社的带动下，1919年12月10日，天津中等以上男女各校学生组成了新的学生联合会。”以救国图存的五四运动为肇端，天津一大批爱国青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就是他们在最大程度上拥有的共同利益，为了这个共同的奋斗目标，张太雷、马骏、郭隆真、于方舟、安幸生、陈镜湖、卢绍亭、辛璞田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周恩来、邓颖超则为之艰苦卓绝地奋斗了一生。他们或以壮烈牺牲，或以鞠躬尽瘁回答了社会学家“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共同利益”的质疑。
第二个是天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故事。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被中国的先进分子所选择。正如《李大钊传》载：“大钊同志还于1920年夏秋之间帮助天津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发行了会刊。这时，周恩来同志等已决定去法国勤工俭学。在周恩来同志走后，大钊同志与于方舟同志等继续保持联系。这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就是后来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前身，它从大钊同志那里接受经常的指导，对天津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起过重要的作用。”天津五四运动的骨干周恩来、张太雷、邓颖超、马骏、郭隆真、刘清扬、安体诚、王贞儒、于树德，以及于方舟等7名新生社成员，全部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力回答了“希望集体行动的愿望有多大”的质疑。
第三个故事，是天津地方党组织的建立。1924年9月，随着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正式成立，工运、农运、学运、妇运全面展开，也就出现了我在开篇讲的那个留声机的故事。
这些故事虽然只是历史长河中的几朵浪花,但却可以折射出天津先进知识分子从爱国青年到共产党人的成长过程，折射着从五四运动到中共早期组织建立的壮阔历程。而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中国改天换地的变化，不正是社会学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形成为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世纪之问的最好回答吗？有趣的是，建党100周年之际，又有国外社会学家认为如今中国的成功反而是在“对一种重要的社会学假设提出质疑”，这是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社会学教授于尔根·格哈茨2021年1月13日在《法兰克福汇报》撰文指出的，“长期以来，社会学家们一直认为，由个人自决、民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福利国家等要素组成的自由社会模式是实现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理想之路。然而，中国的崛起令人印象深刻地表明，即使没有西方民主，在共产党领导下，也可以实现社会公民所珍视的中心目标。”从社会学家世纪之问的质疑，到质疑社会学家的一个假设，面对中国共产党的成功，质疑的对象似乎正发生着引人深思的置换……
（作者系于方舟烈士曾外孙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生。）